古人说：“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不悟道难以超越时空，不懂得器就不明白道需有载体来负荷。何谓艺术之道？何谓艺术载体？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结合作者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生活现场与艺术现场

从《大河寻源》以来的20多年中，我几乎跑遍了西部边陲各省、区，足迹涉及祖国边疆的各个名山大川。由于大地构造与气候的特殊性，天蓝云白，山高水青，地平线深远，大自然无比沉雄博大给人以沧桑感，苍莽深沉，印象特别深刻，提起笔来油然而生，即使画的不是它们，但那种内在精神也挥之不去，驱之不散。这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呢？是不是就像电磁场所指的是空间中的一个区域，电磁场相互作用的这一媒介，由于自然对感受力的作用，例如我曾生活在西部的这个重力场中，在这个地磁的磁场中，被那些独特的大地构造所强烈震撼，因此也在我的心灵中打造起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艺术场”？找到这个“场”我是何等兴奋啊！不管科学家怎么说，对于这个“场”的存在我是确信不疑的，我的灵感都是基于对这个客观世界的直觉感应，并由感应迸发出的兴奋点，生发出创作激情，因而使我意识到任何创造，实际上都是基于对“场”的这种独特感受并由此追寻到对形式符号的独特创造。其关系链是：从生活现场到艺术现场；从对生命现象的认知，到对艺术本质的认知；从主体精神的升华到对艺术生命的独特表现，是一个创造性的关系链环环相扣的升华过程。因此可以概括为：艺术创造就是把对生命与存在的深刻的直觉感受进行符号化的重新组合与重新定位。这就是我意识到的艺术场。当然不排除某些间接感受，也不排斥梦想与幻觉。有时需要在梦幻中创造真实，在真实中创造梦幻，有时也因偶然所得比起理性必然更具魅力。但存在与艺术的逻辑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当“场”的图像在我心中浮现时，已是“象在我心，我心即象，象即物我对应，意象合一”，是“场”的基本结构。我之所以喜欢直观表现这个“象”，就是因为象的本身已天然地带有我这个直观者的烙印。是物我共生和二者共振，是无独有偶的合二为一，故能感受敏锐，反应到位，这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场”。没有这种对“场”的直观的对话与交流，不可能产生有生命力的艺术创造。只有对“场”的选择与定位，才能从两个层面发挥创作主体的聪明才智。一是纵向开发，观照的是主体的独创性；二是横向拓展，观照的是对场的异质同构。二者之合，才能有效地发挥对生命本原的追求，真正接近于美的本质。

由于各个画家的个性气质与审美追求的不同，选择物我对应的“场”也会大不相同。例如有的画家“十上黄山”，有的则长于表现江南水乡的秀美。所以选择“艺术场”的过程，就是选择物我同构的过程，是自主选择而不是被动选择。

一个有创意的画家的重要标志，是能把握一种特立独行的艺术语言方式，使自己在创作上能持续地保持有新看点、新亮点，使艺术创造具有鲜活的机制。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最具根本意义的东西是要有能使自己发挥游刃有余的对“生活现场”的体验，生活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之中。此中决定性的关键，是对生活现场有敏锐的感应，有超常的敏感力，能从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语言符号形式。艺术语言的界限，亦即属于自己的“艺术场”的界限，“艺术场”则是与艺术语言相对应的世界，亦即接近艺术心灵的世界。“场”滋养于我，我投影于“场”，我与“场”异质同构，无不与心灵的历史结构相连，无不携带着“场”的信息，由此追求到艺术的生命之源。

画家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力的最具有特色的资源来自对特定的生活领域的“场”的选择；最有激情的艺术创造是得自于与之心心相印的“艺术场”。疏远了这个“场”，灵感就会空虚，亲昵这个“场”，艺术的生命之树才能常活、常鲜、常绿。

二、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

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化底蕴中的文化精神就是天人合一、天地人和。这种包容天地人的整合性思维就是“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的整合性思维结构，它也是极有包容量的整体统一的大气象。所谓大视野、大思维，就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所谓大格局、大气象就是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把古往今来吸纳于自己的视野与思维空间，流观宇宙，化混沌于一炉，凝聚的是超越时空的和含弘光大的大格局、大气象。东方文化的这种包容性与和谐性是东方美学的本质特征。

我创作的大型组画《汉唐雄风》的包容量与和谐性就是对“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的追求与实验。所谓跨越、超越、超迈都是对形而上之道的表现，是超越时空的表现，是理想主义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象征，是新理想主义、新表现主义。例如借用汉代艺术的气魄与力量；魏晋艺术的风骨与气度；盛唐之雍容华贵，辉煌灿烂，都是玄之又玄的化境。选择这个历史时代的素材管理很难驾驭，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从这里汲取力量。我以为从这里发力是找到中国画的一个新看点和新的发光点的一种思路。中国画的发展特别需要从这里找回已经失落了的汉唐风范。追求沉雄博大和崇高是我的这一艺术思路的主线。在《汉唐雄魂》这个子系列中，我采用纪念碑式的方体结构，在重叠的大块面组合中，以画像石为素材来充实画面的密度和形体的硕大与张力，表现汉代艺术的整体气势；在《幻梦的净土》系列中，以古人的理想折射的佛像为主体，并以剪裁组合的敦煌壁画和晋魏写经为背景，通过北魏和唐代文明碎片的整合展示北朝至唐代艺术在造型与色彩上的理想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魅力，这无疑是跨越时空的；《古往今来》系列则以现代构成的样式把汉代画像石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呈现出从古代到现代艺术转型是有广大空间的；《天地人和》系列利用汉唐艺术无所不包的典型素材再现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这是近乎形而上之道的表现，又类似形而下之器的包容。中国画，不仅要沿着大传统的脉络来延续和丰富，而且还要根据现代的人文环境和新的理念，探索新的样式，在多种可能性上进行自我选择。我不敢说是不是开辟了艺术表现的新天地，但我的《汉唐雄风》是大胆地对中国画发展的一次新的尝试，把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和展示当代文化身份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用作品来证明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的本意是兼容并包与整体和谐。一个是包容量，一个是和谐性，它是我的艺术精神，也部分也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

三、画家的艺术支撑点是文化力和文化表现力

中华文化精神是我们的艺术血脉，弘扬中华文化精神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立场。具备这一前提是文化力和文化表现力的根本所在。要把文化力提高到主体精神建构的高度来认识，决不当画匠，要做有学养的画家。历史上造诣很高的画家，例如苏东坡、米芾、石涛、八大山人等，他们的文化支撑点都是强有力的，所以他们的文化表现力极强，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和后世之师表。

中国画的历史发展都是伴随着大文化的文化精神的发生和在积淀中建构的。画家通过自主选择来实现文化精神的历史整合，找到体现个人价值与社会文化的契合点，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意识，创立有影响力的价值系统，构成自己的艺术范式。我的艺术追求也主要靠文化支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自己与时代共振的艺术品质。

面对中国画创作思想一片苍白的现状，我以为要振臂高呼，我们要追回失落了的“至大至刚”的中华文化的“浩然正气”。张扬当代文化精神和当代文化理想，明确美术创新的内核是复兴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表现力。

对文化力这一概念要从当代文化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的内涵是什么？在当代美术创新中，我们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如何体现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首要的时代话题。以往的历史文化，是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创生和发展的。其有价值和有生命力的部份自然要大力传承，但是我们现在正向高科技文明时代前进，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既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又要面对文化转型。当代的文化力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系统，它包括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复合性，它是历史文化、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沉淀的结晶，是其综合协调的自由表现。这要联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思考，把中国画推进到当代文化序列。文化力不但包含着五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而且体现着整个民族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巨大精神力量，它熔铸着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着全民族的当代精神，呈现在文艺作品中的则是带有民族精神火炬的特征，是催人奋进的号角。

文化力反映在艺术主体上，主要包含在三大板块：一是画家对民族文化应有观照力；二是对外来文化应有融合力；三是对当代艺术应有创造力，这“三力之合”就是文化力或文化表现力。文化力与综合修养相联，与文化积淀有关，从这个大视角来看，对艺术的文化力的关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有着五千年辉煌的文化传统资源，只要我们能找到某个切入点，找到与当代的契合点和发力点便会有所创造。外来优秀文化是人类文化，没有国界，要善于融合，优势互补，它会强化我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表现力，从而高扬当代文化精神和当代文化理想。我的心态是：开放、传承、融合、前瞻。以此来强化自己的文化表现力。

以下是我对今天讲座的概括：从存在到艺术；从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大气象与艺术创造；从文化力、文化表现力与艺术品位，它们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艺术发展观。艺术生命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是主体精神由实践到感悟而升华的；大视野、大思维、大格局和大气象，主要是论证认识与表现的特征，也昭示了大美表现的本质特征；文化力与文化表现力是关系艺术生命、艺术品位的高级状态。这是我60多年的体验，只是在新时期这20多年才得以清晰的认识，也只是在最近才形诸文字，说出来便于与同道好友们进行交流，希望听到你们不同的声音，使认识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