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狂生祭

★  扬 帆

1．狂生如何

狂生，叫狂夫、狂人也行。叫法不同，感情色彩或者有不同，但有一狂字就都说的是那种思想性格、言语行为出乎平常的人。一般语义上可这样说。

在历史文化意义上，狂生就是特指那些性格独立，思想行为超出常规的读书人，并在中国历史上和官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就是读书人。

   说狂生，不能不说书生。书生不像农工商，农工商就是农工商，各司一业；书生却不，书生不是职业，只是素养。书生散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从上到下。然而书生说起来，他似乎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那就是使人想起读书人这样一个社会群。他们可以仕，可以农，可以工，可以商。但他们有些最本质的东西仍是书生。而仕、农、工、商似乎只是他们存在的一种形式。他们通过这种形式实现自己的存在，甚而铸就他们生命的分量。就精神内容而言，他们始终是书生。这样说，书生好像就是从书本出发，坚持并执著着某种观念和理想的人们。这样的人们，在生活中总有点异样，甚至固执迂腐。总之一些不变通，认死理的事体总与他们相关联。狂生本是书生，是书生中的突出人物，或者叫另类也行。

    在中国，走进历史的狂生大约要具备如下素养。一是读了很多书，称得上是个饱学之士。二是多才多艺，且还是捷才，比如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曹植的七步成诗。三是傲骨与狂气，敢说实话，敢说大话，不把权贵放在眼里，出言处事不计后果，生活上不拘小节。四是任侠，有责任感，不避生死，心怀大众，同情弱者，如此等等。说狂生实际只是他人的称谓，狂生并不自认为狂，倒是觉得他们坚守和追求的是正常。

    事实上，中国自古至今，具有狂生品质的人还不少。在世人心目中，狂生肯定不是圣贤，但圣贤倘没有一点狂生情态，那就肯定不是圣贤了。其实用上面条件衡量，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民族都有狂生。比如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法国近代的卢梭，法国现代的萨特，德国现代的尼采、叔本华等。当然还有文学艺术领域里的许多大师。

    用一种实用的态度看，狂生于社会可有可无。不过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心智，而走入狂生的心智世界和生命行程，却有许多东西须值得把玩甚而理论，而理论和把玩起来，事实却是民族的希望理想，甚而人文命脉。

2．因与果

人有性格不同。狂生或者生来不狂，假如换一种活法，换一种人生遭际，他们或许不是狂生。但狂生不仅是个别，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人文景观。大抵只要人间有不平，不合理，就会有狂生出现。狂生是不平则鸣，是反抗和维护。这是狂生的社会和心理成因。

但那些带着狂的声响和姿态走进历史的狂生，却须有特定的原因，这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内在秉性，一是社会条件。从秉性上说，狂生必是绝顶聪明颖悟的人，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且性情狷介，同时又具英雄气概，有所作为，敢作敢为。缺点是处事不回头看，不顾环境，不顾他人情绪，特别于我们这个生存智慧异常发达的民族。从社会条件上说，人事的不公，人性的缺失是狂生产生的根本原因。狂生总是揣着美好的理想走进社会，并以此理想期待社会与人。而社会恰恰有诸多不如意，人性又有诸多丑恶，有时是明知不好，而社会还要维持，大众也明知现实不合理，但一个个明哲保身。这就使得本为书生者，执著一念，奋起抗争，抗争不偕 ，就显得不合时宜，明知不合时宜依然不改初衷，甚至虽九死而未悔。这样书生就成了狂生。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得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还说“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 这是中国哲人对狂生最著名的评价，也是孔子个人感慨。他的意思是，不符合中庸之道，他又可以接受的那一定是狂狷者。狂放的人有进取之志行，正直的人有些事他不肯做。又说古时的狂者无所顾忌，今天的狂者不拘小节。孔子对狂生是有保留的肯定，而在价值层面却是完全的肯定。这里孔子说出了狂生产生的根本原因：不能坚持中庸，不能随人俯仰，他宁愿接受狂狷者。事实上，狂生就是不得已。不得已的嬉笑怒骂，不得已的游戏人生。

还有社会环境，一般说来，狂生的产生还需社会条件，大抵总是宽松的社会政治，或战乱的局面，才有狂生出现。因为狂生的狂劲发动起来总是有指向的，而首当其冲的必是政治当局。因宽松，政治当局有一种心胸气度，能容忍，狂生便有了活路了。至于战乱，权力时常留下空白，又各家草头王为自己的发展还须吸引人才，他们不仅不镇压狂生，有时狂生还受到礼遇，这样狂生就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这大约就是中国历来狂生的生成原因和条件。但中国狂生还有其更根本的原因，和独特的人生表现，这一点如果放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就会清楚地看出来。当然看出来了，中国狂生，乃至中国人文的遗憾也来了。中华民族是较早地进入文明历史的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比较而言，古埃及和古巴比伦都比中国早上千年进入文明时代，但它们的历史中断了，剩下的是古希腊、印度和中国。印度和中国文化历史颇不同，印度历史文化宗教特点明显，中国却是人治精神发达，但有一点却相似，都一脉传承，在近现代都落后了。如果说这是一个转变期，印度的转变却比中国来得快。惟有古希腊文明很独特，古希腊虽灭国，但古希腊文明点燃的科学民主之火，却借了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又熊熊燃烧起来，并造成现代西方科学民主的列强。这里作为历史的机遇有偶然性，但也有它的必然性。这就是古希腊文化精神的注重科学分析，和人文精神的注重学人论辩。这一点在印度文化中也有过，但可惜的是只停留在宗教殿堂上，并未进入世俗生活。而中国思想精神，更多的是指向伦理的诗意和道德的实践，整个儿就和科学民主关系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华夏民族走出茹毛饮血的洪荒世界，进入稳定的农耕文明时代，华夏民族便一步步由家长制而自然地过渡到君主制，这个过渡极其单纯且干净利落，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其间既没有反复，也没有彷徨。这是否说明当时的生存非采用这种形式不可呢？还是别的什么不可犹豫的原因，或是说明整个民族太缺乏想象力？前两个原因值得我们竭力研究，后面一个原因却被狂生否定。

若说一个民族太缺乏想象力，那后来的狂生也不可能出现。这意思就是承认一个事实，狂生之狂，大而言之体现的正是民族的智慧和愿望。

3．走向民俗的圣者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狂生是谁已不可考了，能知道的大概就是接舆，当时人称楚狂人，见于《论语·微子》，他唱着“凤兮凤兮”的歌儿嘲讽孔子，孔子要和他说话，他跑开了。《庄子·人世间》也记述了这一细节，也仅这一细节，神龙见首不见尾。但从狂即反拨不合理的意义上说，接舆肯定不是最早的。

一般说来，知名度最高，最为大众熟知的狂生，大概只能说是屈原（公元前339～前278）了。因为一个端午节，屈原已民俗化了。

通常说狂生，便给人怪的感觉，但一说到屈原，狂生这个名号就要大放光彩了。现在一般只把屈原看做是一个诗人，这是偏颇的，无论是作为历史的真实的人物，还是从狂生意义上说，屈原首先都是一个政治人物，诗人只是他的一个次要的身份。屈原的不幸是他和楚怀王，及楚怀王代表的屈节投降的政治路线的矛盾。在对蒸蒸日上又野心勃勃的秦国，是战是和，屈原从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出发，坚定地主战，但楚怀王在秦国的种种利诱，和身边强大的宵小集团的蛊惑下，选择了与秦国结盟的策略。屈原当时虽身居要职，但本质上仍是一个书生。而面对的却是三个强大的媾和集团，决定权又在别人一边。当此个人利害进退关键时刻，屈原坚持自己的主张其失败是注定了的，但屈原没有回避，于是放逐的命运就不可避免。如果说在朝堂上的政见不一，屈原认死理，已充分表现了屈原狂生的本色，放逐之后的离骚，百思不得其解后的天问，以芳草、佳人自命，乃至汩罗自沉，那就走到了极端。理想破灭，生命即无存在意义，生命必须和理想同在。屈原以其异常的激愤和刚烈，把狂生的人格精神燃烧得光昭日月。这里最振聋发聩的是，对自己人品、认识和理想的执著：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且对事业目标虽九死而未悔。

屈原也许是最彻底意义上的狂生，他标举了中国狂生最耀眼的风范：怀抱隽才，意志坚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4．慷慨进取之祖

不过于中国人文精神，且时间上真正该称狂生鼻祖当是孟子和庄子。他们二位标志了狂生一种形态，两种精神。

一种形态，即独立不倚的志士。两种精神，即进取和退隐。这在孟子和庄子这种独立不倚的形态是坚持到底了，尤其庄子，送上门的宰相不做。两种精神即代表了儒道两家学说处世态度，所以是泾水清清渭水浑。而后来人却是进则儒，退则道，合二而一了。不过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所谓儒生、书生、狂生，常常是一个交叉重合的称谓，这是由于特定社会文化原因形成的，书生不一定就是儒生，但一定与儒有关系，狂生狂的对象常常就是儒，但只要掀开他狂的长衫，就会发现狂生的精神之根恰恰扎在儒的土地上。不过狂生一般说来大抵在思想精神上确实又远离了儒家。只是有一个特例，那就是孟子。

孟子（公元前358～前286）是儒家的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但作为狂生中旗帜性的人物，他几乎有与庄子相颉颃的地位。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儒生历来的形象是恭顺的，温文尔雅的，终其一生候一个官做，汉武帝以后的儒生更是如此。但孟子却不是。在那个纵横捭阖的时代，书生们各使手段，奔走于诸侯门庭，且极尽逢迎，有奶就是娘。孟子也有奔走追求的经历，但孟子却是以另一副面孔，是王者师的慷慨与从容。看到战乱造成生灵痛苦，他公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欲拜访齐王，齐王派人来说自己病了，还是换个日子在朝堂上相见。孟子认为齐王是装病，就说自己也病了。听说孟子病了，齐王就派医生来看给孟子看病。其实这时孟子已出门，但他听说齐王派人来看自己，干脆就不回家。有人批评孟子这样做不合礼数，孟子说，他有富贵，我有仁；他有爵位，我有义；两相比较，我缺少什么？有作为的君主，就是不能有召之即来的大臣。商汤对伊尹，齐桓对管仲，都是上门来请，不是呼唤他们，所以他们能成就大业。不仅如此，他也立了一个人格信条：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孟子如此言行，在儒生中可谓带了一好头，又开了一个坏头。

孟子树立了一个不召之臣的形象，一直鼓舞着后代书生刚正不阿，其与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自然，后来孟子几进几出孔庙，也算是孟子为此付出的代价吧。

5．精神天人

从精神上讲，庄子（公元前369～286）可谓中国狂生真正的鼻祖了。在狂生的精神世界里，狂生可以有很多先贤坐镇，如果追求一种大智慧大自在状态，那么坐在最主要最后最高的位置上的必是庄子。

为什么？狂生之狂最根本的体现为对世事的清醒，且自行其是。这一点庄子达到了极至，境界上无出其右者。同屈原、孟子一样，庄子处战国时代，用孔子的话说，那是一个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实际只是儒家认为的以周礼为标志的统治秩序的破坏，诸侯争霸，各色人等一无顾忌地追名逐利，是政治的大变局，也是一个人性的真善美和假丑恶大碰撞的时代。而于其中，真正表现的是人性更真实的东西。那就是人性既不是杨子学派所说的恶，也不是儒家学派标举的善，只是见出人是向利的。而于利，没有比乱中取利更好了。于是在这之中人的本性也就暴露无遗了。于是，在这之中庄子看到了人们普遍追求的美好的东西，比如金钱、权利、名位，其实祸莫大焉；而人们普遍认为不好的东西，残疾、无能、不能做器具的树木，却是无用之大用。他清楚地看到战乱中，一切都可能是过眼云烟，功名富贵只是他不屑的腐鼠，老虎的皮毛、猴子的灵巧只可能给自身带来杀身之祸。所以，他拒绝楚王请他出山做楚国的宰相，他宁愿做一个无用的，却可以一击九万里的鲲鹏。

庄子的意义在于，他并不去理论人性的善恶，而是看到功利于社会的破坏性，看到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并确认自由于生命的意义。这是庄子在中国文明史上树立的一面旗帜，他确认了生命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并且这个意义是深远的，于人类文明本身，于自然界，可谓是警钟长鸣。

庄子还提出内圣外王人生境界，读书人要内修圣人涵养，外行自由自在。事实上，庄子的生活是清苦的，甚至借贷度日，被人嘲笑。但庄子乐在其中，并且讥讽得意小人是舔痔而致荣华。庄子本是超脱的，只此一试锋芒，让人看到睥睨庸俗的冰山一角。因此，庄子也给后世书生，尤其是给狂生树立了一人生高度。

6．隐者之狂

退隐形态的狂生，大概在魏晋就达到了顶点，以后就无出其右者，具体就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刘伶等人。

这时中国文化好像需要狂生，需要一份清醒的反拨，需要找回人的一些真实的东西。因为秦汉以降，社会有了漫长时间稳定和发展，也有了时间不短的战乱日子。这时社会诸多制度上的，人性上的，行为方式上的病患都暴露出来了，谁来为之感慨思量，谁来为之大声疾呼，甚而横眉冷对。这时相继出现了“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这两个书生群体和他们的诗文。当然诗文还不行，但必须有某些真实的人的生活，这就是嵇、阮等必然出现。

阮籍最为有名的就是能为青白眼。这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阮籍狂的一个表征。也是他人生失望后的态度真实。年轻时的阮籍是一个颇有抱负的愤青式的人物，从他在广武山头气吞河岳，他说垓下之战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说刘邦不过是一个市井无赖，项羽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但在现实的教训中，阮籍很快清醒，他的雄心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自许更是可笑。因为，在魏晋交替的权力斗争中，他实际是一筹莫展。他是大名士，曹魏王朝、司马氏先后都拉拢他，王者的狠毒，他又再清楚不过，他不得不屈服、不敷衍。他给曹爽做过参军，又为司马昭加九锡写过劝进表。但阮籍到底是清醒的，并且始终是清醒的。他渐渐耍起历来名士装疯卖傻的惯伎——佯狂病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娶阮籍的女儿，并不断派人上门找阮籍，阮籍看不上司马家的人，他不愿和司马氏搞在一起，但得罪他们更是玩不得的。他有什么办法，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这样司马昭一拨拨人来，他一回回都在醉酒，一醉十天半月，一回醉了六十天。当然，司马集团还不只想和他攀亲，还有政治圈套。同样是靠了酒，阮籍得以自保。中国酒文化有“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之说，阮籍生平的醉酒是最好的注脚。

装疯卖傻是一种退的表现，对现实的权势是示弱。但对礼法和社会风尚，阮籍就不这样了。比如在漂亮的少妇的酒店里喝酒，醉了就躺在酒店的板凳上。一军人的女儿死了，他也跑去痛哭一场。更甚者，是他嫂子回娘家，他赶去话别，别人说他这样不好，他却说，不就是礼法么，礼法是为我这样人设立的吗？这态度在他的《大人先生传》放得更开，他说社会上的所谓大人先生们是“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美名”，礼法是他们欺骗民众、讨好权贵获取高厚禄的工具。这是另一个阮籍。

嵇康的身份特殊，他的妻子是曹操的孙女。在汉、魏、晋走马灯儿一样交替的时代，他得了一个中散大夫这样一个实际为从七品的官职。但他很是厌恶那阴谋时代和官场的尔虞俄诈。他虽有职在身，却并不到职任事，只是在山中种地和打铁。他一生最著名故事就是冷遇钟会。钟会实际也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三国演义》虽为小说，但写他的形状大抵真切。钟会某日率帮闲盛装来访嵇康，正赶上嵇康在打铁。嵇康何等聪明的人，当然知道钟会来意，但他没有理会钟会，抡锤打铁旁若无人。钟会站了一会便没趣地退去，偏偏这时嵇康还要丢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回击：“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是嵇康在生活态度上的狂，他的思想则集中在《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等著作中。他明确地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还《难自然好学论》中针对“以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的说法，相对地提出“以六经为荒秽，以仁义为腐臭”。他指斥圣贤名教的虚伪，承认人是自私的。

在那样一个阴谋丛生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时代，嵇康高张了自然的人，这就无可逃脱的站在司马集团的对立面上了，并且又至死不合作，他的死就不可避免了。史载嵇康临刑前演奏他自己创作的旷世绝调《广陵散》，琴声凄婉不失激越，伤悼又见从容。琴声嘎然而止，嵇康亦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这是狂者叹喟，也是美妙心灵的绝响。

7．狂生中思想大师

就认知上说，狂生之狂，实际是人的良知的呐喊，是书生对人对真真善美的维护。狂生之狂本质上不是性情使然，而感觉思想再加性情使然。这样，如果一个民族长期处于禁锢之中，狂生必然要出现大思想者，这是历史的需要。如果一个民族的长久的只有一个声音，那精神矮化、麻木、缺少生机就是必然的后果。但在一个越来越显出一种超稳定结构的社会，这个后果似乎也是命定的，这样大思想者他又必然只能以狂者姿态出现。纵观中国历史，这个狂人不是别人，这就是明代出现的一晴空霹雳式的人物——李贽。

李贽，这是个横空出世、甚至空前绝后、以命相拼的狂生。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以诗文名世的才子，他是一个思想家、学者，因而他的狂也更具冲击力。

其实从经历上讲，李贽有更多的可能成为明王朝的高官。他出身福建泉州一商贾人家，早知人生况味，深谙人世乖巧之道。他在官场上的路也并不坎坷。他只把几篇时文拼在一起，就得了个举人，并由之进入官场，一直做到知府。官虽不大，但是一级独立的衙门，这既不像李白、杜甫等想求一个独立施展的空间而不可得。也不像徐青藤、金圣叹、蒲松龄，终其一生都只是一个秀才。在经历了二十五年官场生涯，当他知府任满，将升迁时，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弃官、弃家，变成了一个戴僧帽的学者。

李贽弃官、弃家，是因为他受够了官场的等级森严，和斯文假醋那一套假道学。弃家是为了逃避做乡宦，随人俯仰。他本家居福建泉州，但却只身跑到远在数千里的湖北黄安讲理论学。他应该是十分快乐的，但李贽又注定不属于一种恬静的学者生活，且注定要惹是生非，惊世骇俗。他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自然；他无视儒家的男女大妨；他在寺庙里讲儒学，又常儒帽僧头过闹市；他还招收女弟子，甚至还接受寡妇的供养。这所有都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与风俗人心不合，尤其与道学家格格不入。首先是与其寄居的东家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的理学观念激烈冲突。他给耿定向写了一封长信，指责耿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他坦言“盖好人极好相处，则乡愿为第一；论载道而承乎千圣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这是一个神圣的命题，他不仅批评的是耿定向之流以道学装点从而欺世盗名的所在皆然的“乡愿”，并明确继承千圣绝学，只有狂狷者才能做到，因为他们为道义献身。李贽还在《续焚书》尖锐地指出：“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不可以不讲道学矣。”李贽还说，说这些人真是行同猪狗。

很快，“左道惑众”和“宣淫败俗”，对李贽便不绝于耳，并被视为异端之尤。

李贽好像是不可一世，其实他要冲击的对象却很简单，那就是整个社会从心理到行动的伪善，其集中代表就是当时的官吏和士人。其实，它已不止是那些道学先生们的心理与言行，实际它是一种有着千百年历史的社会文化，和极具灵活机动特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这种文化表现为大家都为了一个既定的利益目的，把真实的自我包藏起来，把群体和族类的共同利益抛开，把人生理想完全转换为现实利益，表面上仁义道德、和气融洽，实际是勾心斗角，中饱私囊。其结果是牺牲族类未来和人性的真诚。这是可怕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族群都这么互相蒙哄，其前途可想而知。这样一种文化是有它深远的历史根源。从根子上说是君主制度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而儒家学说——程朱理学正好适应了这种保守与封闭。于是在保守与封闭中，真是没有释放空间的，于人灵活的人们，便从思想到行为都迂回宛转，以假作真。另外，王者既然是受命于天，这样他也就顺理成章地造一种话语，将自己的一切合理化，甚至神化。这样儒家建筑在理想基础上的“仁政”，其后果是伪善者长袖善舞，真实的人却捉襟见肘。

这样的世道人心使李贽不能不站出来，大声疾呼，讲学授道，著书立说。他创导“童心说”，既期望人们找回童年的心地，又希望未来世界有一片童真。他说：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说》）

李贽是火气太大，火力也太猛了。一个世道都受伤了，李贽的“童心”再好，从士大夫到皇帝都不领情。他当然知道他必不容于当世，所以他给自己的文集取名“焚书”。但“焚书”和“坑儒”是互为因果的，李贽也应清楚。所以，当七十六岁的李贽已成卧床病翁时，听说锦衣卫来抓人，他立即挣扎起床，说：“他们是为我来的，快取门板来！”李贽是在绝望中死去的，李贽与假道学的对立，与整个王政文化系统的对立，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8．人的呼唤

人类文明至今表明，有两种社会形态，即农耕社会和工商社会。作为社会形态的转变在西方，由于古希腊科学民主文明发扬光大，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至十七世纪已完成了这种社会转型。而在中国，至十九世纪中叶还没有接触这种转化边缘。只是这时一代狂生已感觉到一种变数已经开始。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那就是整个人文景观充满一种暮色，整个社会浸透一种暮气。

感受这一暮气沉沉的时代的狂生就曹雪芹和后来的龚自珍。曹雪芹显然从一文化本能上感觉到“呼喇喇大厦将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是《红楼梦》的主人公“无能第一，不肖无双”的原因，也是曹雪芹“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原因。但后来的龚自珍，作为思想者，作为长久混迹北京，有政治抱负的清廷官员，他应当看得更清楚。他在这暮色与暮气中的呼喊，就是那首著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诗人说：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狂生总是有大才大志，狂生又一律不会屈身待时。当然也肯定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也尽量隐忍等待，但总是坚持得不好，或者坚持不到最后。这当然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条很确定，就是来自狂生对自己生命和社会要求的基本判断。当狂生完全看不到社会给他某种机会，他就会拍案而起了。那就是立功名不可得，他就要说话了，他就要挑战这个世界了。龚自珍就是这样的，而且十分之典型。他的进士策论《安边绥远》直陈当朝军政得失，雄心吓坏了犬儒，豪气震慑了考官。他们当然知道龚自珍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又不假思索地放下这个烫手的山芋。于是，龚自珍的策论便从优等降到末等。这也决定了龚自珍的命运。中进士后，他在北京坐了二十几年冷板凳。坐冷板凳的人是寂寞的，但也有另一好处：旁观者清。当他辞官南归时，他也看清了中国千秋万代的病根了：对人的摧残，和对人才的摧残。这一层思考，这已不是个人恩怨的宣泄。这是一种有着人文主义倾向的呼唤。他呼唤一代人，呼唤一个新世界。从龚自珍所有诗作和论文看，他已不是以往纯书生型的人了，他是有敏锐观察力和思想的人杰，正如他以王安石自况。

    但王政气数已尽，中国已经没有宋神宗这样的皇帝了。

而中国书生之狂，以思想与才情之狂，真正找回人的自我真谛，既切合人类文明的时代脉搏，又能拯救中华民族的那就是因狂而致各种诋毁的孙中山。孙中山是摧毁王政的第一人，也是开启中国新人文的历史征程的第一人。但中国的专制时间太长，帝制推翻了，君权思想尚存，臣民意识依然。这使得中国狂生，既成了一种特别打眼人文景观，同时也不断印证这种文化的不绝的流弊。

9．恃才自信

狂生的狂是一种反抗，是一种维护，但这种反抗和维护是要底气的。这个底气就是恃才自信。这也是根本的，没有这一点就没有中国狂生。也是这一特点，狂生极易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这种文化讲曲蓄，公众场合讲谦虚谨慎，为了一种利益常常以退为进。其好处是大家一团和气，不好是导致虚伪之风盛行，给钻营者以可乘之机，而专制之下没有不喜欢讨好卖乖的。而狂生恰恰却与此风相反，自信，恃才傲物，拒绝平庸。这缺点是明摆着的，直来直去，锋芒毕露，但较之于平庸与伪善，却难能可贵。其优点也是明摆着的：真切、诚实、明朗，利于事功，利益国民。

恃才自信甚而狂放，大抵表现为精神与行为两个方面：精神的是，生命预期，或者说叫人生理想；行为的是，有所作为，有英雄气概，甚至敢为天下先。对于这一点，甚至原始形态的儒家人物都有这种特点，并且还给以明确的肯定。这不要说孟子，甚至孔子也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对于这一点无论如诸葛亮、王猛等功盖一时的人物，或如李白、杜甫、金圣叹、龚自珍等以文章走入历史的人物，莫不如此。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自比管乐，在当时未必不是狂傲一世的姿态。而隆中对，未出茅庐而论三分天下的从容自信，那种才气与豪气、狂气可谓古今一人。至于王猛的扪虱而谈，使东晋北伐主帅恒温两眼光芒四射，后来王猛出任苻坚的司徒与三军统帅及至丞相，让前秦贵族嫉恨得咬牙切齿，“我们把地种种得好好的，你来收获现成的！”按照道家的作人原则，汝若不矜则天下莫与之争功，汝若不伐则天下莫与之争能，王猛或许应该大笑了，说无功方是大功。若按儒家原则，或装聋作哑，夹起尾巴，敷衍过去；或说这是大王的洪福，诸位的努力，鄙人有什么能耐呢？但王猛都不是，他不仅没有忍让、敷衍，恰恰是针锋相对，他说：“我不仅要你们把地种好，还要你们把饭煮好，让我吃现成的。”这种大才、大气、霸道、蔑视平庸，无疑也是极致。只是如孔明、王猛者，成功掩盖了狂放，并且因为成功，他们早年书生式的自信与清狂，都成了青史佳话。

文学上大约算李白了。李白传奇的人生经历，斗酒诗百篇，力士脱靴，贵妃研墨，都是他恃才傲物的风采。而他漫游天下，到处诗酒，又是他恃才任性的表现。他的供奉翰林，应是社会对他文才的肯定。只是李白并不自认只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他应是出将入相的，是王者师，像孟子一样是不召之臣。长安三年的翰林生活，穿梭于权贵之间，终于受不了了，终于使他喊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事实上李白是幸运的，赶上了盛唐。盛唐造就了他，又容纳了他。在整个从开元到天宝时间里，因为才华底气，因为谪仙光环，他不仅是被追捧的，也是被抬举的。李白大喊了这一声，没有挨上一刀是一大幸运，喊出来了，又继续漫游，又是一大幸运。继续漫游，还受到礼遇，还能继续恃才傲物，还能作为人才被延聘，这又是幸运。但无论如何，李白这一声喊，和他那数量巨大的诗作，诸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无疑树立了一个大才大气大自信，又缭绕着仙界云彩的天才形象。

李白之后的书生可就没有李白那么幸运了，如杜甫、关汉卿、徐青藤、金圣叹、龚自珍等等，但李白的榜样却是永恒的。

10．文采风流

但于中国，能称狂生的读书人其命运大抵是悲剧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其

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越高，其人生悲剧则愈重。这是一方面。但狂生的存在又有一种魅力，有时甚至是光芒万丈。这既是狂生的人格魅力，也是狂生的生存方式的神采，这就是诗、酒、情爱、精神家园，或者用一句传统的话说，叫做文采风流。

诗与酒，精神家园，这两点实际是不可分的，是互为表里的。精神家园是土壤，诗文与酒是花果。有时又是诗文与酒是主人，精神家园是居室，有时居室都不是，而只是婢妾，甚而玩物。这一层又是狂生之狂，狂生之玩与顽。但这在狂生却是痛苦的，而痛苦之深大概只有狂生自己知道。这用李白一首诗表达最为明白。李白这样写道：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

        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

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

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把诗酒与精神家园的的那种无法排遣的矛盾和痛苦一泻无余地倾倒出来，但又一丝不透地封存于胸中。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啊！语言与存在究竟何用之有，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事实上，李白一生清狂，本质上就是一份诗与酒的传奇。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自由的，自在的，自信的，他高昂着头。他果然自由自在么？不。但他显示了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他的意义是巨大的。这种意义在于一种启示。事实上相对于李白的政治抱负，李白政治才能一直是一个争论问题，李白究竟有没有政治才能，究竟有没有知人任事之智慧，这是一个问题。但李白是一个人才，一个大大的人才是没有问题的。李白作为狂生的典型性，作为书生对理想的追求，体现人性的求真求实，体现人的自由渴望，实现自我具有普遍意义是没有问题的。就当时的意义上说，李白的出将入相之梦，永远是一个梦。换一个时代呢？历史不能假设。李白就是李白，一个盛唐的狂生，没有必要把李白想象成全才通才，他的诗与酒的生涯把狂生的一面风采推到了极至。这是李白的魅力，也是李白的悲剧。无论李白的悲剧还是魅力，对社会都是一种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李白不只是一介狂生，他属于一种人文精神，属于一种人文景观。正因为他是一种人文精神，人文景观，他不仅令和他同时和后来的人倾倒、着迷，还值得历史与哲学去研究。从理想来讲，李白是一个失败者，但作为一种人文景观，他却标举了一种生命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有了李白，从李白所在的当时，到直到后来无尽的历史，上自帝王，下至普通读书人，都为之倾倒，甚而效仿他。作为文人，既诗又酒，惟有李白展开了狂生的全部人格，其他人则只能在别的方面。唐诗人皮日休在《七爱诗·李翰林》中说：“吾爱李太白，身是酒中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这实际也是狂生的诗与酒的魅力。

当然，还不止诗酒，还有狎妓。看看唐诗宋词元曲，写这种生活的作品有多少，就可以看出书生的生活，或者狂生的生活。正因为这样，甚至让西方人疑问：中国文学怎么都是妓女文学。其实这也是中国王政时代的一种文化。女子无才便是德，良家女子不以精神丰富，才艺出众为荣。而恰恰是风尘沦落的妓女可接触文学艺术，而于泥淖中的心灵，即使没有自由身，但还有本能的愿望。这样，处此状态，受压抑的不仅是女子，应该说是整个社会的扭曲，尤其是上流社会，甚至还包括帝王。这样，压抑又无出路，狂生狎妓，游戏人生，既可排遣心中苦痛，甚至还可以找到爱情，找到知音。如此，狎妓不仅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自然成了狂生的一种生存方式。如果说狎妓在其他人是发泄肉欲，但在中国书生却常是一种精神生活。与之相联系的还有绘画和音乐。妓女中许多人就是艺术素养很高的雅士，狂生的多才多艺，无以施展，穷途末路，便在青楼里找到激赏。这是激动人心情景。在才智上没有比精神对象化更让人感动了。

还有一种形式——画，诗配画。中国画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无论花鸟、山水、人物，达到极品的制作，都是把作者的思想激情感觉化入其中。或者一点淡雅，或者一份禅机，或者一层意趣，一经点染，于是人的无限烦恼便都消失其中了。当然还有书法。我们从众多的诗画中随便拣几联看看这种淡雅和机趣的社会功效——

庭栽兰蕙香为友，书借芭蕉叶作笺。/静对图书寻乐趣，闲看花鸟会天机。/ 潇疏远岫云林画，映带清流内史书。/寄怀楚水吴山外，得意唐诗晋帖间。/盘谷寿康怀李愿，辋川潇酒友王维。/秋似美人无碍瘦，山如好友不嫌多。/黄花有意凌寒色，紫菊无心逞艳姿。/挥毫对客风生座，载酒论诗月满篷。/倚树或听流水韵，看书时坐古松阴。

中国书生——狂生他们艺术地创造了一种境界，同时他们又融入这种境界。一切愤慨都没有了，一切反抗都放下了，一切狂的理由都不存在。艺术与生活合一。这样一个后果就顺理成章地出现：无论是平和的一般书生，还愤世嫉俗的狂生，都在一种天然机趣中止步了。不仅如此，大家都不再疑问什么，也不再思考什么，更不要说研究什么了。比如我们面对的如此生动的世界，和我们从童年的好奇心开始的梦想与疑问。如此狂生既放下了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也放弃了格物致知的真理追求。如此，我们也感觉到，这种文化，这种文化生活，它越是发达，越是圆熟，就越是缺少创造的生机，相反的是，它还有一种无形的消费性，而消费的最大害处莫过于对生命和才华的融解。

然而，这整个儿可能又只能说是一个方面，或者说这种判断也是偏颇的。君主时代的文化有一种消费性，其实任一文化都有它的消费性。这一特性是因为生命本身是消费性的，只有伴随创造，生命才见光辉。这样看，狂生文采风流有它清狂自慰的一面，同时也有它展示生命光辉的一面，那就是文采风流，或者具体的说是思想、学术、道德、文章，也实现了他们生命的不朽。比之现实功业，甚而权势地位、物质享受，这些纸上的东西确实是苍白的，因而连它的炮制者也是百无一用的。但聪明的王者，以及他们真正有才德的官吏，没有不对精神的富有者和创造者是艳羡的。这不是对个人，它是对人类精神殿堂的敬畏和顶礼摩拜，他们的遗憾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有“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所以有“李杜文章在，光艳万丈长”。这对狂生虽然是无奈，却也可以安顿生命力飞扬的灵魂。

11．精神家园

但文采风流只是表像，表像虽有它独立的存在意义，但表像还须究本求源。

这就是狂生的精神家园，狂生的人生目的，这个目的实际就是狂生的社会理想和人格高度。

就精神家园说来，它的基础是道，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极难说清的概念，这是就道的内容或内涵说的。但狂生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却是具体的，这样道对于狂生就有比较具体的一面。能称狂生者一般他就有强烈的入世思想，这样狂生的道，实际就是他们掌握的治国平天下的知识、才能，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狂生的社会理想。这就是狂生可能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与手段，它是一种可能性，和一种准备。这是狂生狂的资本，没有这个资本狂生就狂不起来了。

在这里有两点非常明确，一是狂生的政治理想，一是狂生的才情。就政治理想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主流思想无非儒道佛。佛作为意识形态，它覆盖的是由佛家构想的三千大千世界，且明确为“三界惟心，万法惟识”，所以它本质上不是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成为狂生的政治理想。何况讲求现实利益中国人压根就缺少宗教情结，在这样集体无意识影响下，狂生心理只可能有过之无不及。再就是道家，道家相对复杂。道家讲虚无，但有无相生，无为也可能无所不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些风云人物，都有道家风范。不仅前面提到的诸葛亮、王猛有道家思想，也有道家行径。还有南朝的山中宰相陶宏景，中国历史第一诤臣魏征，唐安史之乱后亦仕亦隐的李泌，明之开国元勋刘基都是有道家风采的。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书生，无论是出于文化装点，还是必要的思想修养，道家思想和作风都是中国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道家思想不在社会，却只在宇宙论和生命论。道家对书生的巨大吸引力，乃至在智慧上高不可攀，为儒家望尘莫及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它只关心原初大道、个体自然，并不关心社会，甚至否定社会治理，所谓“大道废有仁义”。

这样从学统到道统，于社会实践可操作的，实用的就只有儒家了。这不仅在于儒家的思想是入世的，更在于它还有一套可操作的管理社会、修持个人身心的行为方案，即正心、诚意、修身、养性、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还在于儒家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这才是狂生的社会理想，狂生的精神皈依。这个理想不一定能实现，但他们愿借王者的力量推进它。这样倘君王能启用他们，则斯人幸甚。且越是大才大狂的狂生，其心态越是如此。这有很多例子。

同是一个李白，他可以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他嘲弄孔丘，何其不屑一顾。依然是这个李白，平静下来却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如获麟。”以孔子自喻，希望做孔子那样的儒家圣人。李白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把这种思想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他在诗歌绝笔有如此感叹——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世，仲尼亡兮谁出涕？（《临路歌》）

依然以孔子自况。肯定儒家理想，重要的就是对这一学说创立者的服膺，进一步就是顶礼而崇敬之了。当然也不排除情感上的惺惺相惜。

这在金圣叹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狂起来嘲弄官吏，游戏科场，他批书、讲学都少不得对当下仁义道德大放厥词。但金圣叹骨子里奉儒尊孔的情结一点没有淡忘，并始终奉为生命的终极价值。圣叹这一名字即见其用心良苦。他本名金采，自命才高，可救时救世，然而又进身无门，屡屡挫折之后，遂改名喟，字圣叹。他解释这一名字说，《论语》中有两处喟然叹曰，一是《论语·子罕》，“颜回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虽欲从之，未由也矣。”这是颜回赞孔子人品、胸襟、与才学，高深不可及，浩远不可追，是叹圣。一是《论语·先进》，“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吾与点也。”这是孔子赞叹学生曾皙的生活情调，是圣叹。在这个改名故事里，金圣叹对孔子的人格魅力的钦服，可谓无以言表，对儒家的社会理想更是衷心向往之。另外从他所批的第四第五才子书，也看得一清二楚。第四才子书就是杜甫诗集。金氏引杜甫为同调，也就是他们虽狂，本质上奉儒守官的。这就是根本。第五才子书是腰折《水浒传》，让梁山好汉一个个斩尽杀绝。好一个忠臣金圣叹。

即便狂生中的思想家李贽亦莫能越雷池半步。当道学隆盛，程朱神圣不可侵犯时，李贽可谓异端之尤乖张至极，但其终极一样走不出孔圣光环，甚至与孔子亦步亦趋。孔子把阐发《易经》作为他人生最后的要事，李贽也依样画葫芦。为什么？用李贽本人的话说，儒生是他的本色，他的一切异端都是护儒，为了正统的儒，大道的儒。他习老庄，戴僧帽，其实都是为以奇辅正，拨乱反正。这个正就是正统的儒学精神。所以李贽自述：“夫卓子之落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然而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初谭集·序》）及至被执囹圄，官员审问他何以妄以著书，李贽回答是，“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都有益无损。” （袁中道《李温陵传》）堂堂正正并无半点含糊。所以，他痛恨的只是伪道学，实际并不反对儒家的忠孝仁义，他评《水浒传》着眼的就是它的忠义思想，尤其对宋江招安任职，最后服毒身亡，而忠义之心不改赞赏有加。他对当时《昆仑奴》《拜月亭》的批评皆如出一辙地体现这一思想。这就是一代狂生李贽。

其实这也是代代狂生。

12．文化尴尬中的牺牲

到这里，关于狂生好像已经很清楚了。他们虽然狂，或者说很狂，但骨子里仍是中庸的。本来，先哲就已给了他们规范，孟子是儒家亚圣，不能不中庸；庄子是道教神仙，本是超脱。有儒家的道统在，有诸子百家的学统在，后来人能狂到哪儿去呢？

但问题并没有完结。狂生虽然生活在泱泱华夏的学统和道统里，但狂生是具体的人。这里就有诸多现实的问题，并且所有书本上的东西，理想里的东西移到现实可能都是问题。

首先是狂生的社会理想和人格追求。社会理想就是儒家的理想，既然理想是儒家的，那人格高度也必然归属儒家了。但这一根本点就有问题。在儒家的经典里于精神生活，后生教育，人生道路，功名追求，确有许多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内涵，尤其它的文化精神，比如它的伦理学说、人格修养、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教育理念等等，都极具现实魅力。但儒家不谈利，儒家的仁政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假定，进入社会实施没有现实依据。其实人性无所谓善恶，恰恰相反，利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驱动力。同时儒家的行为哲学里包含着明确的臣民心理，用孔子的原话说是“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八佾》）。事实上不是“人以为谄也”，君权之下，这是必然。这所有的后果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虚伪，和官员的人格扭曲及精神矮化。对此狂生不能说没有起码的认识和行动上的准备。但如果长时间的才能被漠视，尊严的被压抑，这是自命不凡，追求人格独立的狂生不能接受的。忍受一段时间可以，长此以往，就必然要如李白者，憋足胸中元气，从生命之根中大喊一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了不得的一声喊，既响彻华夏心空，在人类文明史上也经久的回荡。而狂生之所以为狂生，说到底是一种人格独立的人，狂生的痛苦，就是人格的痛苦。这是必然的，要有独立的人格，就要打破人格依附。要打破人格依附，就要和现实过不去。没有比过不去又无法改变更痛苦的事情了。

其次是道与势的矛盾。势就是一定的军政力量，或者政权。狂生自然就是掌握道的人。道必须实行，纸上谈兵历来是人才的无奈。自然拥有军政实力的人，也须有人来帮他运作，否则权不及民，势不及事，权势也便不能存在。狂生要入世，要建立功名，就一定要借重势，具体说就一定要被君王常识，君王要大展宏图，也一定要有卓越的有道之士来经营。这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君臣遇合的佳话。尤其是战乱和治乱时期，人才遇合的故事就更多。但相对于人和人才来说，这种遇合到底太少了。因为人和人才是流水不断的，是长江后浪催前浪，世上今人胜古人，而势有它的稳定性。一定意义上讲，人才永远是买方市场，买方权势者有对天下生杀予夺的傲慢，何况掌握势的人也有他的惰性，仕途也君子小人之辩，魔道之争，因之，遗珠之憾常有。当然，在权势傲慢里，也有兜售、钻营、终南捷径种种手段。但这恰恰是狂生不耻的。这样大才大志的书生不免壮志难酬，不免处处碰壁。碰壁之后，不免又不平则鸣。鸣还要看地方。君权社会一大特点就是不能乱说乱动，不仅不能有异端邪说出笼，甚至禁止工艺和科技研究。这样无奈的书生，便只有撒点野，发点狂，且这种狂和野尽量在不杀头的界线之内。这是中国狂生现象的又一个原因。

再就是君与民的矛盾。往往书生奋砺有所为的动因是救民。越是生民涂炭，书生就越是有一种使命感。而君主正是上天立君牧民的。于是书生与君主的合作，或者说效命君王也就顺理成章。但这种动因进入实际运行程序其实大谬不然。纵观中国历史，真正胸怀天下、德配天地的君王极少。他们常常在利益上是偏私的，心胸上是偏狭的。此其一。由于利的驱动，而整个官僚系统绝大部分人员也都是蝇营狗苟的。是为公道、为生民，还是为小朝廷、为一己仕途，这是书生必然的选择。一般书生为了现实利益必然选择前者。这里又隐藏着另一矛盾，民本和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民本思想和人文主义的矛盾。中国自古就存在民本思想，但民本思想确切表述是，君主若想使自己永做安乐君王，就必须让民也能好好活下去，不要闹事造反。所以它是施小惠而致大利，在根本上不是为民的。人文主义却强调人在这个世界的意义。人与人可能有种种不同，比如出身、贫富、贤愚、俊丑，但在人格上生而平等，关注的是每一个人。人文主义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但在中国狂生，从生命自觉这层意义上说，产生人文主义的因素是必然的。

这样就使狂生陷入一种矛盾与尴尬：是屈膝君权还是救民于水火。救民则民主，且通过王朝实现，而中国王朝似乎担负不起这一使命。救王朝必重复家天下万世一系，于民则是万劫不复。这一认识在王政时代，狂生都没有达到，直到戊戌时期才接触到，直到孙中山等民主志士出现这一问题才清楚解决。但狂生能作到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算是以退为进。这是狂生的又一狂相了。

13．结束语

无论如何，中国狂生相对于宗法社会的沉闷，他们以敏感的心，激越的情怀，和超乎生命寻常的狂放，冲击了千年不变的传统，亲近和实践了独立的人的真实内容，伸张了更多的人的意义。虽然他们的脚步既没向人文科学前进多少，也没有向自然科学迈进半步，像古希腊的诗人、学者那样，像中世纪西方作家、艺术家、学者那样。倒是像张衡、祖冲之这样的学者，半官半学，终能在天文和数学里有所建树，如李时珍这样的忠厚秀才，功名无望，却成就了《本草纲目》这样的科学巨制。但这一点似乎也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选择，而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里的科学、民主精神似乎也是特例。

但特例也值得深思。这个特例的影响，一方面是今天西方文明进步，另一方面是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华文明呢，以儒家为思想主体的君权社会，有着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有数百年连续不断的天下太平的日子，也常有风调雨顺、阖家欢乐的年成。但似乎一点也不能忽视，中华君主社会的王朝更替，无论是打出来的，还是兵变，或禅让，都是以铁血为后盾的。中国君主社会的战乱时间累计也不短，君权黑幕更是沉重。而这些落到中国书生身上，落中国狂生身上，意味着什么？君权黑幕太重，没有思想的自由，也便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想，古老的中华文明就只能禁锢在君权的鸟笼子里。这个鸟笼子越精美，人的气息就越稀微，民族的创造生机就越稀薄。如果说农耕文明的近两千年，以农为本，以官为师，君权天授，至清朝康乾尚能再造盛世，那么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整个民族危机，我们看到这种文明禁锢威力了，同时也就感觉到，一代代狂生的不平则鸣多么可贵，甚至多么必要。

当然，应当认真注视文明这把双刃剑。文明进步是要付出代价的。果然狂生遂愿，中华文明换一形态，会是怎样呢？中华文明的落后也仅只相对于现代文明，它还是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中国君权社会的漫漫行程里，中国人到底也创造了众多的辉煌灿烂，并且现代文明的优越并非绝对。而现代文明说到底是以西欧为发源地的。中华文明也去经历一番西欧四分五裂的痛苦？历史不能假设，两者到底有很多不一样。无论如何，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总是炎黄子孙无以掩饰的荣耀。

只是在这里，狂生作为书生中的英雄，作为民族的精英而无愧。作为狂者，作为英雄，狂生冲击了君主的秩序，他们凸出了人的存在，个体的意义，以及与人相关生命的需要，尽管狂生又皈依了农耕时代更大的文明情景。如果没有狂生，中国文明将会少了多少色彩。只是专制文化的力量太强大，这种强大文化的消费性也异常强大，这对狂生，或者对我们的民族，不知究竟多少是幸的成份，有多少是不幸的成份？农耕文明的专制时间太长肯定不好，但农耕文明也孕育着个体的勤劳、隐忍的品德，也给社会注入一种稳定祥和，其优越性也是明显的。狂生冲击这种文化传统，但他们又逃脱不了这一文化传统的法力，这在根本上又注定了狂生是不幸的。

因之，历史多了一页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是为祭。

                                        扬帆  本名田扬帆。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国风》《穿过季节的童话》，诗集《青春的雕像》，文化哲学著作《庄子的人生哲学》《成功学》《成功论语》《成功法则》《帝王权谋学》，长篇报告文学《裂变》，台湾版有《禅宗境界》《贞观之治，权术与诗情》《成败学》《康熙的人生哲学》《曹操的人生哲学》《庄子，逍遥人生》《逍遥庄子》，计三十余种。另有散见于全国报刊的文字若干。其著作有“才子文章，哲人心迹”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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