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的文化

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各种联系 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交往也很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那时候开通的。

唐朝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更是空前，李白题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 外国人在中国开店很普遍。当时，唐朝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二万多外国留学生，盛况空前。唐朝人对于外来文化广泛吸收，胡装、胡食、胡舞盛行街头，汉人“大有胡气”，豪爽而刚健，以至于“洛阳家家学胡乐。”

越是大开放、大交融，就越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全唐诗》诗歌多达48900首，诗人2300余位，唐代歌舞场面也十分壮观，唐玄宗时的《上元乐》，舞者多达四百余人，气魄宏伟，富丽堂皇。和的大气魄必须以开放的文化政策作手段，正是这种开放、交融，才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广泛吸收，才能全面丰富自己，形成盛唐雄汉的峥嵘气象和中国文化的黄金期。

儒释道三教合流，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出大陆而成为东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外域文化的极其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文化和的精神的一次典型体现。

印度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是佛教被改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即禅宗，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质的区别。另一个是佛教和儒教合一，推进儒学变革，走出了子学和两汉经学的框架，形成了宋明理学，创立了自身的心性本体论。宋明理学与禅宗波动了整个东亚，使华夏文化圈成为现代所说的东亚文化圈。

从理论上讲，外来文化要能够流行，必须和本土的文化相互接轨才能实现。显然，印度本土佛 教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与忠孝入世三个中国固有的观念相抵触。但中国文化以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和，以重视对立面的不同即斗争的和，以斗争性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和的精神，改造了佛教。佛教主张出世，回避政治，对君王父母无须下跪，无须尽忠尽孝，出家以后不得婚配，正好触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以普渡众生为己任，不入世如何普渡。既然佛陀主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 然可以把尽忠入世看作是入地狱的过程。因此佛法自在世间，不离世间也可觉，改变了佛教不入世的佛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教的“淫罪”是限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不限制正当的婚姻，家庭不是成佛的限制因素，居士既可以有家生儿育女，又可以修道成佛。

和的精神，塑造了和的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辉煌。

四，“和”与中国的未来

明朝中后期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日渐沉沦。虽然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虽然利玛窦已 在万历年间开始“西学东渐”，传教并教授天文力学地理等自然科学，但是中国统治政策已经保守和封闭，到了清朝英使马葛尔尼1793年来华，送来礼物西瓜炮、铜炮、火枪、西洋船等29 种，仍没有引起执政者的重视。

在文化思维上，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先天不足。主要有：一，中国重经验和直觉，西方重抽象概念；二，中国重了悟，西方重实证，三中国重类比推理，西方重归纳和演绎推理。

比如墨家几何学和欧几里德几何学。墨家几何形 成“端”、“尺”、“区”、“中”、“平”、“因”、“樱”、“间”、“次”、“博”等概念，而欧几几何则形成“点”、“线”、“面”、“长”、“宽“、“高”、“在……之 上”、“在……之间”、“叠合”等等。显然，这两家的区别是经验公式和抽象公式的区别，点线面等已经摆脱了“端尺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

逻辑系统也如此。中国传统文化重类比推理，比如《易经》的乾卦，“乾”可以是天、君、 父，阳等等，相互之间可以转圜，虽然这样会引发许多天才式的联想，富有创造性，但缺乏严密性与科学性。

西方重归纳和演绎。在培根“归纳三表法”和穆勒“归纳五法”中系统化，上升为经验论和实 证主义的方法系统。演绎法在亚里士多德、布莱尼茨、笛卡儿、康德的学说中系统化，形成先验论和公理化的方法系统。

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基础归纳为形式逻辑和实验，形式逻辑使概念确定，实验使概念具有数学定量化的公式，并可最终对正确错误进行裁决。

所以中国的科学成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出现了怪现象，那就是我国汉唐在工程建设方面遥居世界之先，却没有力学；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天象观察，却没有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哈雷慧星的最早最多的观察记录，而计算出哈雷慧星速度的，却是哈雷和牛顿。

回溯历史，儒教和佛教没有合流的时候，儒教没有自己的心性本体论，佛教的传入，给了儒教一个本体的东西。俯瞰今朝，当东西方思维方式出现明显的不同时，也应当秉持中国文化的和的精神，积极学习和融合。

可惜！中国的千年荣耀，正是在和的精神下迎来了历史的辉煌，中国的百年屈辱，正是背离了和的精神而遭遇了历史的沉沦与浩劫。

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一个“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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