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创新

一、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五千年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创造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中华传统文化。民间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居故典、风俗礼仪、传统节日、地方戏曲、民族舞蹈、神话传说、史诗民谣等浩如烟海、博大灿烂，是我们宝贵的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是对历史创造和文化传统的尊重。

传统文化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血脉与延续基因，是根和源，离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滋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就没有根基，没有生命力。对待民间传统文化，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放弃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尤其是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就更应该强调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民族精神支柱。那就不仅是文化灾难，也是民族灾难。

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性、一次性、民族性和地方性。相对于雅文化，它是俗文化；相对于精英文化，它是百姓文化；相对于都市文化，它是农耕文化；相对于典籍文化，它是口头文化。但是它在文化历史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丝毫不低于前者，因为它直接来自于群众实践，是文化的发端。民间传统文化的很大部分，诸如民间工艺、民间说唱等，掌握在少数才艺精湛的艺人巧匠之手，大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没有继承人，便即消失。民间传统文化还是一方水土独特的产物，它的某一独特文化形态，通常只存在于某一独特地域和人群当中。这些特色，决定了民间传统文化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的、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形态。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它加以保护的必要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间传统文化受到强势的商业文化的冲击和挤压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加大了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力度。20世纪60年代，法国进行了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遗产“总普查”，“大到教堂，小到汤匙”，巨细无遗，全要登记造册；日本也实施了由国家组织的“民俗资料紧急调查”、“民俗文化分布调查”、“民谣紧急调查”。到了80年代，日本又再次由政府专项拨款进行无形文化财产记录，颁布了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举办全国民俗艺能大会等。泰国的乡镇都有一个民俗博物馆，让当地社会变迁的历史在这里缩放。他们的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实足以成为我们的他山之石。

二、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抢救

虽然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但由于民间传统文化的脆弱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仍然特别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化进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大批风情独特的古村落、民居、作坊及其他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大量珍贵的无形文化遗产失去传承。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去保护和抢救，再过20年，至少有一半民间文化会化为乌有。

湖南省的情况更为严峻。湖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丰厚的民间传统文化，独树一帜，多姿多彩：梅山文化具有鲜明的狩猎文化的特色，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寻根溯源时，是一枚“活化石”；传统工艺如湘绣、瑶族挑花裙、滩头年画、长沙铜官窑、湘西蓝印花布、土家织绵、竹刻、石雕、土陶、棕编等；地方戏曲如花鼓戏、目莲戏、湘剧、苗剧、祁剧、湘昆、阳戏、辰河戏、花灯戏、布袋戏等，还有江永女书，各种民间故事、民俗、民居、民歌；等等，无一不蕴涵着生动的历史和鲜活的文化。然而，今天它们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2003年我省召开的“省会专家民间文化保护座谈会”，开列出即将失传、亟待保护的项目有：滩头年画等十大民间重点传统工艺，目莲戏、傩戏等地方戏曲。2004年我省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对部分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发出了抢救呼吁。例如滩头年画，是我国四大传统年画之一，作为全省惟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已有2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年销量曾达到700多万张，而目前只剩下一家已年近古稀的夫妻俩经营的作坊；湘绣，被誉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其中著名的狮虎绣，因为湘绣大师们先后离世，鬅毛针法后继无人，已是风光不再；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被称为“戏剧活化石”的目莲戏，随着表演艺人的相继去世，已无法整本演出；湘西蓝印花布、龙山织锦、沪溪踏虎剪纸、隆回小沙江瑶族挑花等雅俗共赏、闻名遐迩的民间艺术，由于纹样、版式、工艺的失传，已失去原有品味和魁力；等等。这种现状充分说明，抢救湖南民间传统文化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没有抢救就谈不上建设，再不抓紧，我们就没有承担起理应承担的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既愧对祖先，也愧对子孙。

三、创新是最有效的保护

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护的责任确实十分重大，但却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民间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保护是为了进一步的创新，保护民间传统文化与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是统一的。民间传统文化，对于前人，是一种创造、一个磁场、一份承载；对于后来者，则是一种资源、一个基石、一种延续。这种延续，不是简单的保留、维持，不是庸俗的复制、调和，而是民间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化和重塑。“古人之宝，今人宝之”并不够，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方可取。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体，任何新的文化体系的形成，都只能是原有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在积累中的创新。民间传统文化不是自然而然地融入先进文化的，传统总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反映，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必然具有局限性，从来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继承和发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扬弃，是一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造更新、赋予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文化创新。

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间传统文化发展的空间被压缩了。这其中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民间传统文化本身应对不灵活、缺乏创新能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固步自封，不求变革而落伍于时代；另一方面则身在宝山而不自知，优秀的文化财富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花木兰》的故事，被美国人拿去拍成动画片，影响跨越国界，就充分显示了民间传统文化创新的魅力。适应时代发展又是具体的，民间传统文化只有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审视定位，从文化受众需求中探寻方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分，从现代精神中激活情感，从文化碰撞中开拓新意，从科学技术手段中丰富形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在湖南，像湘绣、铜官窑、滩头年画、织锦、石雕、印染、竹刻、挑花裙等传统工艺，如经过现代技术的加工改进、提高，与旅游、出口“嫁接”，就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蕴涵着一种创新精神，我们并不缺乏创新的传统和动力。这种创新精神，一定能推进民间传统文化新的发展，使之更加生动、新鲜。

四、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逐级成立“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委员会”，统一协调、指导保护工作。确立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长远规划。建立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避免各自为战、损耗资源。

（二）加快法制建设。制定“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和“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规，做到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民间传统文化的界定、保护、开发利用确立法律依据。

（三）实行分级保护制度。在普查、登记、鉴定、分类的基础上，逐级建立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名录，明确实施保护的单位及各自权利，落实各自责任。

（四）加大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支持力度。保护民间传统文化属于公益性事业，主要靠政府投入和经营，各级政府要将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切实予以支持。

（五）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组织专家学者、文化工作者和民族群众艺术工作者参与此项活动，特别要注重发挥关心文化事业的企业和人士，以及文化团体和各类文化中介组织的作用。

（六）建立和完善民间艺术资料库。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记录、整理、发掘，增强保护工作的长效性和永久性。

（七）推行国家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命名制。借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做法，对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按照逐级申报、专家机构或权威部门评估、政府审批的程序，给予相应的国家各级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命名，把保护、开发、利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八）推动民间传统文化创新。增加政府投入；设立专项的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基金；加大对民间传统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积极推动民间传统文化的产业化进程，对具有产业开发价值的传统文化项目予以政策倾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产业开发；加强民间文化的教育与普及工作，夯实民间传统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            （李贻衡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