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当代书法

吕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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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化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观念、艺术意蕴、审美理想与欣赏趣味等美学意识都发生着深刻的移位与祛魅，这已经成为无可避讳的现实。而当代书法的大众化运动，即所谓的中国书法的革新运动的蓬勃掀起，直接导源于文化转型期带来的心态浮躁和商品化的功利性意识的渗透。但这场革新运动从根本上消解了人文精神的理念化，当代书法不得不面临着精神的“痞化”与尴尬之窘。无疑这是一种悲哀。

      数千年的中国书法的发展表明，书法一直处于文化语境的中心。在古代，书法的文化地位和艺术性向来未被怀疑过，书法一起成为文人资格与文化整体原则的象征，即书家与文人的高度统一，古代书法家的知识结构便完全等同于文人。书家的多重身份及丰厚的学养成为古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书家亦即文人或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与精神层面加以阐释，人文精神在一定意义就是指精神文化。因为文人在历史上是人文精神文化的创造的主体。正如杨岚、张维真在《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中所言：

      广义的文化是人文精神的外显，而人文精神重要体现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尤其是知识分子——精神生产的主体的身上，体现在他们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价值取向上，当然尤其体现在其精神产品中，其精神产品直接的或间接的，正像的或扭曲的方式反映着作者的精神倾向和精神风貌，也强有力地影响着接受者的精神世界，正所谓“灵魂工程师”之义。

      由此可见，文人或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人文精神，不具备人文精神就不是真正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就不是文化的载体，就不是文化精神创造的主体。基于此，书法家必须是知识分子，也必须具备人文精神。

      我们观当代书法，经过数年的狂热，掀起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高潮——中国书法的变革运动，可谓是空前的繁荣与进步。但这种表面的繁荣与进步并不能掩饰其内在的精神痞化与空虚，造成当代书法这种尴尬窘境的根源就在于由于古典文化语境的彻底摧毁，而现代文化又完全拒斥于书法；在西方文化东渐各国文化转型期带来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心存浮躁，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理念的追寻，将书法引向了平面化、技术化，遂使书法失去了文化精神之语言。我们不禁追问：当代的书法家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或是知识分子？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当代一些书家的文化素养方面作以分析与考察。从大的文化环境来说，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当代书家很少对《四书》、《五经》等古典文学有所涉猎，对古诗词的创作能力更是微乎其微，当代一些书家的史学素养和古典哲学素养的沉积也是比较薄弱，作为一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怎么会理解中国文化或其发展，怎么会理解中国书法的本质意义呢？试看当代书家有几许真正通晓《史记》、《宋史》、《明史》等历史巨著，又有几许真正理解儒释道的哲学精神。不理解中国的古典哲学，岂能理解中国书法是写意的哲学艺术。再之，多数书家对传统的书学理论的修养也较为贫乏，出现了理论与创作的脱节。作为当代书家必须要有雄厚的理论作支撑，才能产生艺术上的感悟力，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因为理论素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书家的文化审美观念与见识。从以上分析可知，当代书家的古典文化素养相对薄弱，对现代文化的掌握仅仅限于当代文化的泛化范围。在创作实践中仅限于背几首古诗，或识一些繁体字而已。可见，当代一些书法家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仅仅是社会中的文化泛化阶层，即大众文化人。即便有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书家，也无法与古人望其项背。不可能有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而发于笔墨之间。作为一位成功的书家，不仅要有精湛的艺术功力，而且更要有浓厚的文化素养。如清代大书家杨守敬言之：“一要学富胸罗万千，书卷气自然溢于行间”。

      大凡历史上卓荤不群的书家，哪一位不是博学多才的饱学之士，现代书家亦然。如“20世纪十大杰出书家”，哪一位不是文化精英，一代翘楚。我们说书法在任何时代都是文化精英艺术。一个没有文化的书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没有浓厚文化学养的书家是决不能创作出亘古千世的优秀之作。如高二适所言：“光写字不读书是字匠。”林散之甚言：“其实连字匠也够不上。”文化学养对一个书家来说至关重要，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就是对中国的一种误读。总之，书法乃积学所致，事实上，当代一些书家已丧失了文人或知识分子的资格，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或知识分子了，岂谈文人精神或人文精神，岂能创作出隼立于世的艺术杰作？

      问题不止于此，尽管邓小平在1983年就明确地反对“精神产品的商品化”倾向，但由于社会转型期带来的心态浮躁和商品化功利性意识的渗透，遂使当代书家的名利思想愈演愈烈。尤其是全国重大书展的操作与鼓噪，引起了大众化的书法运动的喧闹，名与利成为当代书家创作的根本动力。于是乎一些书家不遗余力的摇旗呐喊，鼓吹自己，甚而连一些批评之文章也变了味道，成了赞美之托辞。我们目睹当代一些书家，今日这里讲学，明日那里剪彩，旨在名利呵！有些书家凭借全国书展评委之“头衔”，整日“沉浸”于笔会之中，岂不知是作品的“交易会”呵。还有些名家凭借书坛“盟主”之势，“割据一方”之权势，也常常“开展”着如此的笔会。每次全国重大书展来临之前的展前培训班不约而同的相继生发，有意味的是：“凡参加学习的学员，其作品直接进入复评。”你看多诱人呵，其实他们都是为了名利。在他们一系列的书法活动中，无不打上了商品化的烙印，无时不充斥着金钱化的概念。他们整日被包围在掌声与花环之中，贪睡于名利的“温床”上，“笔成家”、“墨成池”早已置之于云外。在紧张而丰富的现代生活中，谁还能如此置身于古老宁静的田园式的生活那样“青灯黄卷”，面壁十年、二十年……最后冀图一旦之破壁呢？谁还会问津于学养的积淀，潜质于书法功力的积累，尤其是“功成名就”的书家。目睹他们现在的作品，其创作水平每况愈下，大有今不如昔之感觉。有言之：这是“江郎才尽”，或“黔驴技穷”了。可谓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如颜习斋言之“学从名利入，如无基之房，垒砌及丈余，一倒莫救。”最终岂不是“新月恨其易沉”了吗？

      在名利思想的影响下，拜金主义“蔚然成风”，一切向钱看。对公益之事不屑一顾，金钱至上。我们问艺术家的理想追求，即终极追求的目标是艺术的进步，而不是金钱利益的追求。客观上说，艺术家离不开生活的现实，但总不能把金钱作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如若这样，也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了。因为金钱简化了对文化人及准文化人的动机描述，金钱已改变了审美形象内涵。

      由此可见，当代一些书家也就很难创作出内涵丰蕴的优秀作品。

      我们可知历史上庄子所言的那些“工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不知所以然而然”的“蹈水者”；“旋而善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的“工人”等。他们既无“庆赏爵禄”之心，亦无“非誉巧拙”之念，而是投生命于技艺之中，涵技艺于生命之内。他们从事技艺，却超越了技艺，成了他们性情的自然表现。这是一种境界，而且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表现。也正因此，才创造出其高超的技艺。而当代书家是否能致于无厚禄荣誉之心，于社会奉献之精神呢？显然，是做不到的。让我们痛惜的是，有些书家沉浸于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之中，审美兴趣粗陋，价值迷途，思想堕落、腐化，甚至于有些是道德沦丧，这岂能堪称当代书家、文人或知识分子？

      我们不妨从历史上传统的人文精神之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品格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在当今迅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悲剧意识、忧患意识已被瞬息万变的时代所磨平，这大概是封闭的文化模式塑造的过久，早已麻木，已看不到充满悲剧的动荡世界，可谓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既使痛苦，也仅仅为了个人的得失而悲痛，而不能从自己的痛苦中彻悟到社会人类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又很快被书法所冰释和抚慰。哪里还能寻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忧患意识呢？基于此，当代书家岂能创作出像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杰作呢？如《祭侄稿》的凄壮，《丧乱帖》的忧郁，《古诗四帖》的酣畅，《寒食帖》的悲哀等，这些优秀杰作无不体现着书家的生命意识，即忧患意识。可以说忧患意识几乎成为中国文人潜在的能源来源。只有忧患意识，才能产生具有穿击力的抗争精神和超越精神，艺术家才能产生崇高的艺境。观当代一些书家哪里还有忧患意识，他们几乎在拜金主义的侵蚀下，迷于享乐，堕落腐化，岂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和人文精神呢？

      不仅如此，当代一些书家更缺乏对理想人格的关注，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文人或知识分子的毕生追求。蔡明田关于理想人格的解释是这样的：“所谓理想人格，乃指能表现文化精神或价值，为人们所崇奉，取法的人格”。而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应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在古代，文人几乎是把虔诚、刻苦地“修身、齐家”，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与根本目标。看当代一些书家几乎彻底地消解了“修身、齐家”的人生追求了，而是趋向于金钱与享乐了。正如陈晓明在《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中所言：

消费时代的大众不关心精神、灵魂、意义或超越，他们只关心物质、欲望、现实，对意识形态以及一切人文价值的冷淡成为一代风尚。

      哪里还有“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或“居上位不骄，在下位不忧”的荀子之关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呢？而传统的人文精神之意念也早已摒弃了，甚或连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沦丧了，岂有什么人格或高尚人格呢？由此，我想到了孔见的一首诗：

      一个有着高贵心灵的出身的人，

      不应该在物质面前放下自己的尊严。

      他可以而且必须去搬运石头，

      而不是被石头压下去，

      不管承受了多大的重量，

      他也不能说，

      我不过是一块石头而已，

      他有责任也有能力把冥期的石头垒起来，筑成一座辉煌的庙宇，

      去供养自己神圣的天性。

      也许它能对我们理想人格的塑造产生深深的启示。

      综观当代书坛喧闹非常，什么“主义”、“流派”、“现象”铺开盖地，接踵而来，使人目不暇接。我们说书法艺术的创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才能完成的，我们观古代书家的作品尤其是隼立千世的作品都是其长期功力的积累才得以完成的。目睹当代书坛现象，多数是在急功近利的思想诱使下“拿来”或“制作”或“摹仿”或“掺合”。岂有创新之意？丝毫也体现不出书法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之精神。有论者认为当代书法的形式感、视觉感趋于完美成熟，旨在张扬“个性”，其实是一种“伪写意”之说。可谓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当然，我们还要客观地对待这一问题，并不能一概而论，当代许多书家通过自身努力，得益于自身的艺术天性、学识修养及长期艺术实践的积累建立起具有书史高度的艺术风格，这是有目共睹的。从当代创作的总体来看，当代许多书家的创作水平并不逊于古人，但其内蕴精神却永远逊于古人。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技法固然相当重要，但当技法均臻于娴熟之时，技法却沦为次要了。而此时书家学识修养积累及精神境界的凸现却随之被人们视为最重要的。因此，我们与古代书家相比，或是我们当代书家之间的比较，绝不是技法上的比肩，而是书家文化素养及精神境界层面的颉颃。当代一些书家早已漠视了这一点，而是急于“功成名就”，这就从根本上误读与肢解了中国书法的文化性，无疑，其努力是枉费的。当代一些书家在创作中之所以不能臻于“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之境。其根源就在于此。

      事实证明，一个人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文化学养直接影响着其事业的成功与否。书家亦然，目睹当代书法之精神的痞化，绝不是技法上的问题，而是由于当代书家的文化素养的薄弱及人文精神的消解。失去了这一点，当代书家就很难产生崇高的艺术意境，也就很难创作出丰富意蕴的优秀作品。由此我想起了居里夫人的成功，我们敬仰的不只是她的聪明才智及所创造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巨大成就，而是她那崇高的无私奉献的精神与人格精神更值得我们崇敬，我想这就是崇高的人文精神吧。不妨让我们从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讲话中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点：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才智方面还要大，既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了通常所说的那样。